每个月的2号，早上九点整，我手机银行都会弹出那条入账通知——三万块，雷打不动，而给我打钱的人沈清澜，就坐在我斜前方那间磨砂玻璃后面的独立办公室里，今天她却对我说：她要结婚了。
我当时手里还捏着鼠标，屏幕上那份被客户打回四次的提案像一块湿透的抹布，怎么拧都拧不出“满意”两个字。手机一震，我下意识扫了眼金额，三万，干净利落，连小数点都没有。五年了，六十次，我甚至不用点开通知就知道内容。
我照例把那条通知往右一划删掉，动作熟练得像每天刷牙。删完才反应过来，今天删得有点重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也一并抹掉。
内线电话响起。
“江树，进来一下。”
她声音还是那样，稳，冷，像把一杯温水端得平平的，连水面都不起波纹。
我端着咖啡走过去。她的规矩我太熟——深烘豆，研磨刻度3.5，水温九十二度，不加糖，半份奶。五年里我按这套流程做过无数次，做久了就会产生一种错觉：好像你只要把她的咖啡永远做对，她的世界就不会塌。
敲门，听见“请进”，推开门。
她坐在桌后，浅灰色丝质衬衫，领口那根细丝带系得松松的，像随时可以被人扯开，又像她刻意留的余地。她抬眼看我，琥珀色的瞳仁在日光灯下干净得过分，像从来没被谁弄脏过。
我把杯子放下，杯柄朝她惯用的方向，连角度都懒得思考。
她问我下午三点远航集团的会准备得怎么样。我把资料版本、备用U盘、投影设备、空调温度一条条报出来，报得顺滑，像背诵。她微不可察地弯了下嘴角，那是她的“好”，也是她的“别再解释”。
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深蓝色丝绒盒子，推到我面前。
我第一反应不是惊喜，是不安。我们在办公室里不送礼，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底线之一。我们可以在凌晨两点的停车场一起等电梯，可以在雨夜里在她家落地窗前对着茶杯发呆，可以在她喝多的时候扶她上楼，甚至可以在彼此最狼狈的时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但我们不在公司里交换“东西”。
“打开看看。”她说。
我把盒子掀开，是一支深蓝色钢笔，笔身上暗纹细密，光一照会流动。笔夹处刻着一个很小的字母：J。
我喉咙紧了一下。
“万宝龙的传承系列。”她说得像在介绍一张纸，“去年在瑞士看到的，觉得适合你。”
我刚想把“太贵重了”这套话说出来，她就像预判一样抬手止住。
“收下。”她眼睛不躲不闪，“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。”
我愣了半秒，脑子里先跳出来的是“离职流程”“交接人”“项目风险”，然后那些词被她下一句碾得粉碎。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，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无名指上的戒指。戒指很素，一圈铂金，一颗小钻，干净得像是为了让别人放心而存在的。
我听见自己问：“婚期？”
“下周六。”
办公室很安静，静到我能听见咖啡杯落在托盘上的轻响。我想笑一下，表示祝福，可嘴角像生锈的螺丝，拧不动。最后我只挤出一句：“恭喜您。”
她点点头，像接收一份文件那样平静。
“还有件事。”她把视线落回桌面，“下午远航集团的会，你照常跟。”
“好。”
我转身要走，她忽然又叫住我。
“江树。”
我回头。
她盯着我，眼神像压住什么东西。她没说下去，只道：“别迟到。”
我点头，把门带上。
回到工位，耳边同事的键盘声像雨点一样密。我盯着屏幕，字越看越像乱爬的蚂蚁。三万块钱的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，就像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提沈清澜深夜加班时会把披肩披在肩上，披得像一个怕冷的人。
五年前，我刚进公司，还是个刚毕业没几天、说话都带书生气的新人。第一天她从走廊那头过来，黑西装套裙，步子很快，高跟鞋敲在大理石上，声音干脆。她没有停下，只侧头瞥了我一眼：“新来的助理？”
“是，沈总，我叫江树。”
她把我的名字重复了一遍，点头：“下午两点前，把桌上文件分类，红急件蓝普通绿归档。咖啡我只喝深烘豆，刻度3.5，水温九十二度。不懂就问，别自作聪明。”
那天她还说了第三句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：“在我这里工作，保持距离。”
我当时以为是她冷。后来才明白，那句话更像她给自己画的一条线。
最开始那半年，我犯错犯得惨烈。客户品牌色用错一个色号，她让我把提案全套重印。会议冲突安排砸了，她站在办公室中央看着我，声音不大，却像刀：“江树，如果你连时间都管不好，你还能管什么？”
我没辩解，熬到天亮把新的日程表做出来，眼睛红得像发炎。她看了一眼，只说一句：“下次别再让我重复。”
就是那句“别再让我重复”，让我开始拼命学她的节奏：提前一小时到公司检查设备，开会前把客户可能刁的点都写成FAQ，连她爱用的那支黑色签字笔我都会备三支放不同抽屉。她像一架精准的机器，而我像她机器里那颗不允许磨损的螺丝。
第一次“越线”，是在一个雨夜。我们为一个汽车品牌案子熬到凌晨两点，楼层只剩我们。雨打在玻璃上，像有人急着敲门。她合上电脑揉眉心，说“差不多了”。我说我送她回去。她本来要拒绝，最后沉默十几秒点头。
电梯下行的那段时间，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檀木香，混着咖啡的苦。我忍不住问她：“您经常这么晚吗？”
她睁眼看我：“偶尔。”
到地下停车场，她忽然补了一句：“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叫我清澜。”
那一瞬间我心脏漏了半拍。她说得淡，像随口一提，可我知道对她来说不是随口。那晚我把车开到她住的小区门口，她站在单元门前，雨还没停，她回头问：“上来喝杯茶？雨太大了。”
我说好。
她家不大，灰白色调，书架整整齐齐，阳台上有薄荷和迷迭香，客厅角落一缸热带鱼，灯一开，鱼像在玻璃里游来游去。她泡红茶，我们坐在落地窗前看雨，谁都没说话，却不尴尬。过了很久，她问我：“江树，你为什么做广告？”
我说喜欢讲故事。她笑了，说“天真”，可那笑是软的，不像平时会议上的职业笑。她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说想做一个能把故事讲明白的人。她看着窗外说：“我做广告，是因为无处可去。”
那句话像针，扎得我心口隐隐发疼。
我走的时候天快亮了，她送到门口，忽然踮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。很轻，很快，像怕自己后悔。
从那之后，我们进入一种谁都不点破的状态——公司里规规矩矩，工作交流冷静克制；公司外偶尔会有一点温度，像冬天里捂了一会儿的手，又很快松开。
就是在那个吻之后的一个月，2号早上九点，我第一次收到她的转账：三万。
我找机会问，她头也不抬：“奖金。”
我说这不符合规定，她停笔抬眼，眼神锐得让人发冷：“江树，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”
我说不是。她把笔一放：“收下。如果觉得愧疚，用行动证明你值这个价。”
我后来发信息给她，说别再这样，她回一句：“我不喜欢欠人情。”
我回：“您不欠我什么。”
她没回，但钱从那以后每个月准时来。像一种计时器，一到点就滴答一声提醒：你们之间有东西存在，但你们不能说。
下午远航集团的会照常开。她坐在主位，语速不快，逻辑却像一把梳子，一下把客户的乱毛梳顺。客户提刁钻问题，她眼皮都不抬就把反问抛回去。那一刻她还是我认识的沈清澜——冷，稳，漂亮得像一把擦得发亮的刀。
会后客户说“沈总果然厉害”，她微笑点头，转身进电梯，笑容就消失了。电梯门合上，狭小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。她看着数字一层层跳，忽然说：“江树，婚礼你不用去。”
我侧头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没必要。”她语气淡，“你去会尴尬。”
我想问“尴尬的是谁”，但问不出口。她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绝，补了一句：“你也别太在意，生活总要往前。”
她说“往前”，眼睛却没有光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公司像过节。行政李姐一边打印请柬名单一边感叹：“沈总这回真是嫁得好，陆氏集团的陆怀远，那可是大人物。清澜终于要当陆太太了。”
我听见“陆太太”这三个字，像有人把一盆冷水泼进我胸腔。沈清澜那样的人，怎么会甘心被一个称呼框住？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：女人到年纪就该结婚，嫁得好就是胜利。
周一她没来公司，周二也没来。我的手机还是准时收到三万，我第一次没删通知，而是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入账账户名写得清清楚楚：沈清澜。
我忽然想起她那句“我不喜欢欠人情”。五年了，她到底欠了谁的人情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还？
周三，她让我去收拾她办公室。
我推开门的时候，房间里一切还像她刚出去开会。绿萝叶子油亮，书架按大小排列，沙发靠垫角度精准。越是这样越让人难受，因为你知道这不是“她离开前的样子”，而是“她想被记住的样子”。
我把她的便签、回形针、润喉糖、披肩一件件装进纸箱，装得像在把一段段日子打包封存。抽屉第二层里有一本便签本，我随手翻，翻到中间一页，密密麻麻写着名字，又被划掉。对着光看，能辨出反复出现的两个字：江树。
我喉头发紧，把那页合上塞进自己口袋。那不是偷，我说不清，像是本能地想留住某个证据，证明我不是独角戏。
第三个抽屉上了锁。她没给钥匙，却说“剩下的你处理”。我用回形针捅开锁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某种不该打开的门被我推开。
里面有三个东西：深蓝丝绒盒子一本黑色笔记本一个牛皮纸文件袋，蜡封上压着一个字母：L。
我先翻黑色笔记本。第一页写着：“从今天开始，记录一切。不能说的，都写在这里。”
后面起初是工作灵感，后来变成碎片式的心情：
“今天又给他转了钱，他肯定会问。我必须想好理由。”
“我吻了他的脸，我不该这样。”
“陆怀远第三次求婚，我答应了。我三十二岁，不能再任性。”
再往后是两周前的一句：“江树，对不起。也谢谢你。”
我盯着那句“对不起”，心里像被钝刀刮。她道歉的对象是我，还是她自己？
我手一抖，去拆那个蜡封文件袋。里面是英文法律文件，我越翻越心凉，直到一份股东名册上出现我的名字：江树，持股比例1.5%。
我脑子轰的一声。
我的身份证号、拼音都对得上，甚至还有“我的签名”，可那笔画细微处不对。那不是我签的。
我把纸摊在她桌上，像摊开一具尸体。五年来每月三万已经够荒诞了，现在又冒出1.5%股权。她到底在干什么？她把我当什么？一条她随手拴住的绳子？还是一张她不敢明说的保命牌？
我正发愣，手机响，是沈清澜。
“办公室收拾得怎么样？”
我说差不多。她说有个深蓝丝绒首饰盒忘了，让我送过去。
她给的地址在城西半山别墅区。我开车上山，路灯柔和得像刻意营造的梦。别墅门一开，她站在门口，米白开衫运动裤，素颜，眼下黑青明显，像这几天根本没睡。
她让我进来坐。我把首饰盒放玄关，没立刻走，我把股东名册复印件推到她面前。
她看见那张纸的一瞬间，整个人像被抽走骨头，肩膀微微塌下去。
“你看到了。”她声音轻。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问，“为什么我成了陆氏集团股东？”
她沉默很久才说，三年前陆怀远找她，要她代持股份、帮他进董事会。她不想要，最后把股份挂在我名下，说是“最安全”。
我问：“为什么选我？”
她低头，半晌吐出一句：“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”
那句话像一束光打在我脸上，刺得我眼睛发酸。我还没来得及抓住，门铃响了。
她看猫眼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几乎没血色，回头用口型说：陆怀远。
门开，陆怀远拖着行李箱进来，温和得像上门拜访的亲戚，甚至还笑：“清澜，我提前回来了，想给你惊喜。”
他看见我也不意外，笑容不变：“江树也在啊。”
那种感觉很怪——你明明站在房子里，却像站在捕兽夹上，下一秒就会咔哒一声合拢。
他坐下，目光扫过茶几上的文件，轻飘飘说：“哦，这个。既然看到了就说清楚吧。”他说那是给我的“小心意”，还顺势提出让我进董事会，替沈清澜行使股东权利。
我越听越不对劲。一个亿万富翁要用我这种小角色做“过渡”，逻辑通顺得过分，像精心写好的脚本。
我说需要时间考虑。
陆怀远点头：“最好婚礼前给我答复。”
临走前，沈清澜送我到门口，她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却清清楚楚用口型对我说：不要答应他。
我胸口一沉。
第二天她彻底失联。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我像被她扔进空旷的井里，喊一声只听见回音。直到周四傍晚，她用陌生号码发短信：“今晚八点，梧桐咖啡馆，靠窗第二个位置。一个人来。沈。”
我去了。
她穿黑色连帽衫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像怕被谁认出来。她把一个信封推给我，里面是股权转让协议和一张银行卡，还说让我拿五百万离开这座城市，永远别回来。
我问她为什么，她急得眼圈发红：“江树，算我求你，签了，走。”
我不肯，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她终于崩开了一道口子，说陆怀远不是“简单的人”，他用恩惠把人绑死，三年前她母亲的手术费是他付的，她欠下人情，越欠越深。
我问：“他威胁你？”
她摇头又点头，最后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：“我发现我母亲的病，是他设计的。”
我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掉下去。
她说没有证据，那个医生出国了，她报警没用。婚礼请柬发了，媒体都知道，她反悔就会连累母亲，也会连累我。她把火车票塞给我，说今晚十一点的火车去南方，到那边有人接应。
我看着那张票，忽然觉得可笑——五年里我们一步都不敢往前迈，现在却要在两个小时内逃离整个世界。
我说：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她愣住，眼泪啪嗒掉下来。她说他会找到我们。我说让他找，我只要她。她看着我很久，最后像下了很大决心：“好，我跟你走。”
我们九点多打车去火车站。候车室人声嘈杂，她却像终于能呼吸一样，说想吃泡面。我买来泡面，按她以前加班的习惯给她加蛋加火腿肠。她捧着碗，热气糊住眼镜似的，她轻声说：“还是原来的味道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又酸又软，像被人揉成一团。
十点四十开始检票，快轮到我们时，我手机响了。
陌生号码，我接起，是陆怀远。
他声音温和得像闲聊：“江树，这么晚还没休息？”
我说在外面。他笑：“看你的十点钟方向。”
我猛地转头，两名黑西装男人从柱子后走出来，直直朝我们来。
沈清澜脸色瞬间白得发青，低声说：“他的人。”
陆怀远在电话里说：“把电话给清澜。”
沈清澜接过，咬着牙说不嫁。陆怀远沉默两秒，然后轻轻笑起来，笑声冷得像冰：“别闹。你母亲的疗养院，我刚刚打了电话。还有江树的父母——他父亲心脏不太好吧？我认识专家。”
那句话一落，沈清澜整个人像被掐住喉咙，连哭都发不出声。
黑西装男人到了我们面前，客气却不容拒绝：“沈小姐，陆先生让我们来接您。”
沈清澜看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绝望，也有一种强行压住的决心。她慢慢松开我的手，对电话说：“我跟你回去。但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江树和他家人。”
陆怀远说：“当然，我说话算话。”
她把手机还给我，踮脚在我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像五年前那个雨夜一样短暂。
“对不起，江树。”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“逃不掉的。”
然后她转身跟着那两个人走了，没有回头。
我站在检票口，手里攥着两张车票，车站广播催促上车，声音像远处的浪，却怎么也拍不到我身上。我把票捏皱，最后撕碎丢进垃圾桶，像把某种幻想也一起撕掉。
我不知道去哪，最后回了公司。夜里二十三楼空得发凉，我坐在她那把椅子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绿萝还在，叶子反光，像嘲笑我这五年还在浇水。
陆怀远发信息来：“清澜安全到家了。谢谢你送她到火车站，玩笑开得有点大。周六婚礼，希望你能来，毕竟你是清澜最好的朋友。”
最好的朋友。
我盯着这四个字，笑不出来也骂不出口，只觉得胃里翻涌。我回他我不会去，股份我会处理。发完就把手机扣在桌上，像扣住一只会咬人的虫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在窗台缝隙里摸到一叠照片。沈清澜和另一个男人的合影，笑得很放松，像我从没见过的样子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和文远在西湖，2018年5月20日。”
我一张张翻，越翻越冷。最后一张写：“我们的家，2019年3月。”
我坐在地上，背靠墙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我到底认识的是谁？
手机响，来电显示沈清澜。
她声音疲惫，却像终于决定把某扇门推开：“你看到照片了，对吗？那是我故意留给你的。”
我问她文远是谁。她说前男友，差点结婚。
我刚松半口气，她下一句把我砸回深渊：“他死了。三年前车祸。陆怀远设计的。”
我呼吸都停了。
她说文远发现陆怀远公司的一些秘密，准备举报，第二天就出了“意外”。她一度想自杀，是陆怀远出来“帮她”，处理后事、给她工作、给她钱、给她所谓的安全感。后来她才明白，那些“帮”，是把她一点点套牢。
她哭着说自己懦弱，没报仇，反而快嫁给仇人。她让我离开这座城市，拿着钱，别再回来。她说：“周六我会在婚礼上当众揭穿他。我有一些证据，可能不够，但我必须做。我不想再活成他手里的东西。”
我在电话这头发疯一样让她别去，她却很平静：“江树，你别来。离远点。要是我还能活着，我会去找你。要是不能……就当我们从没认识过。”
她最后说：“谢谢你这五年。再见，江树。不，永别了。”
电话挂断，忙音像一条冷硬的线把我和她隔开。
我坐在空办公室里，照片摊在腿上，天光从百叶窗缝里一点点挤进来。城市醒了，车流声起来了，楼下早餐摊的油烟味似乎都能想象得到。
可我的世界像被人按了暂停键。
沈清澜要在周六的婚礼上揭穿陆怀远，而我知道她说“永别”时那种语气不是矫情——她是真的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。
我盯着手机屏幕，上面还停着她的名字：沈清澜。
五年来，每个月2号九点的三万块钱，像她在黑暗里敲的暗号：我还在，你也别走远。
而现在，她要用一场婚礼把所有暗号撕开，摊在阳光下。
我本来以为我能做的只有等，等她做决定，等她回头，等她走近一步。可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，她从来不是不敢走近，她是一直在用最笨、最疼的方式，把我往外推。
推得越远越好。
她以为那是保护。
可对我来说，那只是把我留在原地，看着她一个人往火里走。
我把照片收好，塞进外套内袋，像塞进一把随时会割破自己的刀。然后我站起来，关掉办公室的灯，走出去的时候把门轻轻带上。
走廊很长，地毯吸音，我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。
但我心里有个声音越来越清晰：周六，我不可能不去。哪怕她让我别来，哪怕那是个坑，哪怕我会被连根拔起。
因为我已经失去过一次——在火车站那十分钟里，在她松开我手的那一刻里。
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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